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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谈中国古代佛教艺术
作者:未署 来源:来自网络 关注数:
 

  佛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,是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,它起源于古印度,大约于公元一世纪前半期传入中国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接触,由依附、冲突逐渐到融合协调,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。它不仅对中国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,同时对中国古代学术、艺术等方面也起着积极促进作用。而艺术一旦纳入佛教文化体系,佛教思想必然给它打上深刻的烙印,使其成为不同于一般世俗艺术的佛教艺术。佛教艺术传到中国,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生活影响,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熏染,从而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。中国佛教艺术不仅为中国艺术宝库增添了夺目的光彩,也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。佛教艺术涉及建筑、雕刻、绘画、音乐等众多领域,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,提升了它的品位,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万分。本文拟从建筑、雕刻、绘画、音乐四个方面,评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。
一、建筑
  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,佛教艺术也相继传入。反映在建筑艺术上,主要表现在塔、寺院和石窟的建筑上。其中以佛塔出现较早,后来才发展成为寺庙的主要建筑物。
  (一)塔。塔,曰塔婆,中文为方坟。或曰支提,中文为灭恶生善处,等等。塔起源印度时,是世尊入灭,弟子哀思,而广建法塔,以表崇敬。我国佛塔之始,是在汉代时期。根据《魏书?释老志》载,东汉永平十年,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所建的塔,“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”这就是说中国出现较早的佛塔,是仿天竺佛建造而成。后来随着佛教广泛传播,良工巧匠不断地探索,吸收印度“窣堵坡”(浮图)的某些建筑特点,结合传统的建筑形式,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塔。《后汉书?陶谦传》记载到:“丹阳人笮融,在除州广陵间起浮屠寺,上累金盘,下为重楼,作黄金涂像,堂阁周上可容三千许人。”所谓“上累金盘”是指金属所制成的相轮(也称露盘、轮盖、伞等);“重楼”即是汉代的多层木结构高楼,这种中印合譬的木塔是中国最初的基本样式。相传北魏时的洛阳永宁塔是中国最木的木塔之一,高一千尺,百里之遥皆能见之,可惜不久初焚毁。现存在于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,又名释迦塔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塔。该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,明清两代已重兴数次,高三百六十尺,八陵五级,每层绘有释迦像,最低层之像高二丈许,顶层称为南天门。全塔构造异常坚固,在结构上共用了五十七种不同斗拱以应不同的要求,是中国匠师登峰造极的杰作。
  由于木塔在防火及坚固、耐久方面不够理想,故不久即出现砖塔,以及石塔。如何存于河南登封县嵩山西麓的嵩岳寺塔,南京市栖霞山的舍利塔,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塔,江苏吴县的虎丘塔,云南的昆明东西塔等,都是古代遗留下的砖塔。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塔则是石塔。后来,建筑材料发展到铁、铜、珍珠、琉璃、金、银等,以此造塔既坚固持久,更光彩夺目。从造型上也从单一到多样,有楼阁式塔、密檐式塔、金刚宝塔等,如河南嵩山嵩岳寺的十二角十五层砖塔,北京天宁寺塔,洛阳白马寺齐云塔等,皆是密檐式塔。唐时建河北正定县广惠寺多宝塔,辽时建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塔,皆是花塔。在元以后,汉地出现藏式瓶形塔(复钵塔),如北京妙应寺的白塔。建于明成化九年(1473),仿印度菩提伽耶精舍在北京真觉寺建金刚座塔,西安慈恩寺大雁,荐福寺的小雁塔等,造型更富有艺术美,气派更雄伟庄严。皆足以代表佛教坚毅的精神,给人以肃然起敬之感。尤其是河南少林寺二百二十余座的僧人塔,不仅数量居全国佛寺之冠,为最大的塔群,而且造型各异,有方形、圆形、瓶形、抛物线形、四角、六角等,应有尽有,多姿多彩,是举世闻名的“塔林”之一。这些塔的建筑,说明中国佛塔的建筑已由对印度佛塔的机械的摹仿发展到综合提高。虽然不如西域之实用,然皆力求美观,建筑材料由单一到多种,造型由简陋单一到复杂多样及本土化,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艺术。
  (二)寺院。寺院,亦名浮屠祠,小的也叫伽蓝、精舍等。中国最早的寺院是东汉明帝在洛阳为印度和尚摄摩腾、竺法兰建造的白马寺。原建筑规模雄伟,现仅存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大佛殿、接引殿等。到北魏文帝笃信佛教,迁都洛阳后,各寺院建置大增。《洛阳伽蓝记?序》记载:“逮皇魏受图,光宅嵩洛。笃信弥繁,法教逾盛。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,庶士、豪家舍资财若遗迹。”正光(520—524)以后,有佛寺三万余所,京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形容此时寺塔之盛况:“昭提栉比,宝塔骈罗,争写天上之姿,竞模山中之影。金刹与灵台比高,广殿共阿房等壮。岂直木衣绨绣,土被朱紫而已哉。”唐代诗人杜牧有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句,来描写寺塔之多。唐代,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,寺院的建筑更加辉煌,遍布全国各地。据《长安志》等书记载,唐代长安城内寺院就有一百九十五所,可查考的著名寺院不下三、四十处。其中,现存于五台山的南禅寺(建于公元783年)和佛光寺等比较独特,造型宏大,庄严简洁,是典型的唐代建筑同格。
  到了宋代,寺院的建筑虽比不上唐时宏大,但也增建了不少寺院。如现存于河北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一座三层木构“观音阁”建于北宋时期(984),就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精神。当时,随着手工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,建筑材料也多样化,创造出灿烂的琉璃瓦,以及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。它们增强建筑艺术效果,更使寺院金碧辉煌。
  明代,翻修古刹,新建寺宇数量十分可观。《宛置杂记》记载:“见其旧有存者,其殿塔幢幢,率齐云落星,备极靡丽,……又见其新有作者,其所集工匠,夫设歌而子来,运斤而去,行缆而织,如潭柘寺经年勿亟,香山寺、弘光寺数区并兴。”从中可窥见古中国寺院发展盛况,同时也可看出佛教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影响之深。现存此时期的建筑有:五台山的显通寺,南京的灵谷寺,是拱卷式的砖结构殿堂,俗称无梁殿,也是中国建筑史上较早的。随着佛教广泛弘扬,建筑造型逐渐发展到复杂多样。如房屋前的装饰追求和谐美的过程,皆与西域建筑艺术状态有关。
  (三)石窟。随着佛教的传入,佛教石窟艺术亦随之传入我国。它原本是印度佛教僧人的住处,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:一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“禅窟”,二是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的“礼拜窟”。我国的石窟建筑是以印度寺庙为基础,集中国传统的建筑、雕塑、绘画之大成,构成具有中印艺术合譬的特色。分布在南方较有名的石窟有:南京栖霞山的千佛窟,杭州附近的飞来峰石屋洞、烟霞洞,江西赣州的通天崖,四川通江千佛崖,广元千佛崖等。北方著名的人:甘肃的敦煌(万佛峡、千佛洞和西千佛洞),沿河西走廊而下有武威的天梯山石窟,永靖有炳灵寺石窟,天水有麦积山石窟,王家沟罗洞石窟等。沿洛水有龙门石窟群、巩县石窟寺,山西的天龙山云岗石窟、直峡口石窟,河北有南北响堂山窟及宝山石窟,东北以辽宁的万佛堂最为著名。在这众多石窟中,最有特色的云岗和龙门以及甘肃敦煌麦积山,都是闻名于世的艺术宝库。云岗第九洞和第十洞是北魏早期所开凿,摹仿印度支提窟(是一个方形石窟,中有四根满加雕刻的支柱,在前面附属一个舍利塔)形式而稍加变化的,即把支提塔的部分和支提洞同时变为前后两个石窟,而把塔变为后窟中央的本尊雕刻,前窟的四根列柱则仍然保留支提窟的模式。柱的四面有造像,四壁和窟外都是精美的雕刻。云岗、龙门、敦煌三者比较,敦湟的莫高窟更是宏伟壮观,崖壁上密布着高低、大小不一如蜂窝似的洞窟。此窟创建于东晋时代,再经过北魏、隋唐、五代、宋、元各代的相继开凿,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壁画与雕塑的艺术宝库,成为世界上罕见的文化奇迹。
二、雕刻
  中国雕刻艺术,在殷周时代已出现。当时使用青铜和绿松的镶嵌艺术,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到后汉时雕刻艺术更进一步,近似的浅浮雕极盛行。在南北朝,受佛教影响,中国的雕刻艺术应用在佛教建筑和装饰上。特别是它与印度的犍陀罗笈多艺术相结合,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风格的佛教雕刻艺术。
  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刻,从北魏遗留下宝贵的作品看,主要表现在洞的雕刻中。五至六世纪开凿的云岗石佛洞,现存四十余洞区。西部的五洞造像规模巨大,庄严巍峨,高达数丈。其中最大的雕像是第五窟后室北壁中央的坐佛,高达十七米,其膝上可站一百二十人,一只脚上可站十二人。四周围凿小佛环绕,相互映衬,蔚为壮观。造像的艺术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有相似之处,又不全似。可见中印艺术已得以融合。壁中的贤劫小佛,面容多作犍陀罗式。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,刻的佛传故事九图,形象优美逼真,也是承犍陀罗的作风。云岗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,飞天消肩瘦长,短裳长裙而不露脚,裙的边和缠绕彩带皆向后扬起,飘逸中有一种自然美,这与印度雕像不同。表明在北魏晚期,佛教雕塑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。龙门石窟是云岗石窟的继续,其窟的造像成功于北魏晚期。后来,在唐高宗、武后、中宗三朝又重新修造。其中,宾阳洞的佛像优美,比例比云岗为佳。伎乐供养人与藻井的图案均典丽飘逸,还有浮雕作品“帝后礼佛图”,人物形象生动逼真,各具神采。尤其是莫高窟的唐代彩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技术上,由简朴发展到熟练,风格上,一变原先“透骨清象”而为“神气自如,肌肤丰润”,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的特点,表现出作者杰出的创造才能。又有现在于五台山佛学寺和南禅寺的唐代彩塑,更反映盛唐雕塑艺术前所未有的完美的庄严。艺术家巧妙地处理人物间的错综关系,在纷繁中又有着完整统一的气氛,着意表现贵族们在宗教活动中,那种虔诚严肃的心境和静穆而又行进着的活动状况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  唐朝后期,在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千佛洞石窟的前室,艺术家在正壁塑坐佛龛、大立像,左右壁绘说法图,窟顶则在菱形方格网中画佛本生庞大故事,后室则绘佛像和涅槃像,和有关佛传的故事及供养像。这些造像作风来自印度伊朗式,而趋于西域地方色彩的描绘,结合当地的生活习俗,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。
  自唐宋后,造像转以泥塑和木雕最为盛行,逐渐取代洞窟雕像。位于山东长青灵岩寺内的千佛展,有泥塑毗卢、弥勒、药师像,瑞相天然,慈祥端庄。壁有众多的雕塑小佛像,比例得度,神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塑工精绝,技法娴熟,把人物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  严格地说,泥塑艺术并非唐宋以后才出现,早在唐时已有了泥塑雕塑艺术,并且出现许多雕塑能手,其中,最知名的是杨惠之。他的雕塑在当时和吴道子的绘画齐名,故有“道子画,惠之塑,夺得僧繇神笔路”之说。
  宋以后,中国的佛教雕塑,以各种罗汉最有特色,江苏用直保圣寺的十余尊罗汉,苏州东山紫金庵十八尊罗汉都是宋代作品。塑像体态丰满,神态维妙维肖。
  总之,无论是早期的石雕或是后期的泥塑等作品,都昭示了古代雕塑家神奇的创造力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,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极有价值的珍品。它展开了佛教艺术的宏伟博大,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。
三、绘画
  中国较早的佛教画像,大约出现在东汉明帝时。《魏书?释志老》云:“东汉明帝时,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”。又《冥祥记》记载:“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”。这可能就上中国画家的较早的中国佛教画。此中佛画的题材和技巧沿用了印度佛画样式,但当时著名的佛画家在史书上记载的较少。到南北朝时,佛教的绘画技法、色彩均有发展。擅长佛画的画家如雨后春笋地纷纷涌现,创造出不少珍贵的佛画作品。就我国现存的古代壁画看,新疆塔里木盆地克子尔明层佛洞的壁画,就是随着佛法自西北传进来的通路上,所遗留的作风相似的壁画。到敦煌千佛洞的壁画、高昌的壁画等都是北魏时期的作品。佛教画主要体现在人物(佛、菩萨、罗汉、高僧、在德等),佛成道及成道后为弟子说法等图。此外,还有山水图,建筑图等。这众多的作品。仍然肯有较多的印度佛教风格,而中国艺术的特点也十分浓厚。这些壁画中的相当部分至今保存完好,色朋绚烂。
  在魏晋时,有擅长佛教画的曹不兴,他模枋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,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,令人叹为观止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说:“连五十尺绢画一像,心敏手运,须臾立成,而且,头面手足,胸意肩背均不失度,此其难也。曹不兴能之”。西晋时,卫协有“画圣”之誉。孙畅之《述画记》云:“上林苑图,协之迹最妙,又七佛图,人物不敢点眼睛。”当时,以卫协为师的有画家张墨和荀勖,他们作的画都重在神情气韵,对形态的描绘不甚精湛,“可与知音说,难与俗人道”。其中张墨也有“画圣”之誉,他作的维摩诘像,是大乘经变在中国出现的最早记载。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,到东晋晚期臻于鼎盛。画家顾恺之和戴逵都是名扬后世的佛家,《历代名画记?叙历代能画人名》记载:顾恺之曾在瓦官寺北小殿维摩诘一躯画讫,耀目数日,“及开户,光照一寺,施者填咽,俄而得百万钱“。戴逵致力于佛像雕塑的民族化,并取得了成就。他曾造无量寿佛木像,高丈六。绘画方面,画有五大罗汉图。
  早期的佛画作品,大都是仿照印度传来的图样。到梁代以后,中国佛画逐渐中国化。当时,佛画家张僧繇就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,他擅长用简练的笔墨绘画佛像,史称其“笔才一二,而像已应焉”。旧时的画多为平面无阴阳明暗之分,他创立了“没骨皱法”,不以笔钩勒线条而重色渲染。他用印度的凸凹画法,在南京一乘寺画匾额,所绘花卉图案,远望有立体感,一时誉满天下。他的佛画骨肉兼得,形体具备,形成了独具一格的“张家样”。北宋的曹仲达的画艺,带有域外作风而创立了“曹家样”。从他的画艺特点来看,衣服紧窄。这显然受到印度艺术风格的影响,与吴道子的“吴家样”相辉映,所谓“曹衣出水吴带当风”,就是对他们各自艺术风格的概括。吴道子是古代佛画名人之一,他的画风一直影响到宋以后,他在长安菩提寺画的“维摩诘变”,其中舍利弗,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。
  唐代佛教壁画盛极一时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云:“两京外寺观壁画”。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,东都观壁画有二十处,多出名家之笔,其中吴道子有三十二处。杜甫诗:“画手看前辈,吴生独擅扬。”又据近人俞剑华《中国绘画史》统计,唐时,绘有佛画的寺院多达一百八十三座。知名画家七十多人。画像无数,佛传、经变、变相画也不少。在唐代石窟的壁画也极丰富,敦煌的石窟有很多佛画,经变人物画、图案人物画都是唐代的作品。特别是唐代壁画中的飞天,十天盛行。据统计,莫高窟壁画有四百九十二个洞窟,就有二百七十个绘有有飞天图像,共计四千五百之多。最大的飞天每身约二米高,最小的飞天只有五至六厘米。唐代净土宗广泛流行,因此净寺变相在壁画中表现较多。为弘扬佛教,当时的画家着意把题材和当时人民爱好相融和,所以在我国画坛中占重要地位。
  唐宋以来,由于禅宗的思想影响,山水画与写意画风盛行。在土太夫等文人之中兴起了一种幽淡清香、水彩墨淡的写意山水画,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界的瑰宝。唐代诗人王维是开创禅画的初祖,他曾作袁安卧雪图,有雪中芭蕉,与常见景物不同;又作花卉,不同四时,以桃杏芙蓉莲花,同入一幅。论者谓之“意在尘外,怪生笔端”。“得心应手,意到便成,故造理入神,迥得天机,此难与俗人论也。”苏东坡也谓:“细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,细观其画,画中有诗。”王维的禅画一直影响到宋以后。
  宋代,随着佛教由盛转衰,佛教艺术也渐衰落,绘画艺术不再象唐时那样气魄宏大,但还有许多画家作品传世,如范宽、李公麟、贾古等,元代赵孟俯等,明代戴边等,清代方以智、吴历、邹哲等的作品都有留传开世。
四、音乐
  佛教音乐是与佛教同步传入我国,在魏晋六朝时就有胡笛、唢呐、琵琶等印度和西域的乐器以及《蔓度大音香积》第一批佛曲传入东土,有此新调的渗入,使中国曲调更得发展,逐渐与中国传统音乐融为一体,有许多汉族音乐改编为佛曲。
  三国时,曹植在模仿印度佛乐声律基础上,创造了适合汉语歌颂的梵呗。唐代僧人道世在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四中记载:“尝游鱼山,忽闻空中梵天之响,清雅哀惋,其声动心……乃摹其音,写为梵呗。”曹植在乐阿鱼山删治《端应本起经》,制成了鱼山四十二契,关于曹植创造的梵呗已无可证信,但故事本身已告诉人们,当时已经存在着汉化的佛曲声腔。还有吴国支谦也依《无量寿经》、《中平起经》造《赞菩萨连名句梵呗》一契,为一代范式。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,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:“东国之歌也,则结韵以成咏;西方之赞也,则作偈以和声。虽复歌赞为殊,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,方乃奥妙。故奏歌于金石,则谓之以为乐;设赞于管弦,则称之以为呗。”所以梵呗的产生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涵,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。
  到了晋代时期,庐山慧远尚创立了唱导制度,融合了中国民间说唱方法的唱导而发展成立的佛教音乐的艺术,并逐不建立起一套中国佛教音乐的目地、内容、形式和场和的规模制度。南北朝时,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,如道照、昙宗、僧辨、道慧、慧璩等。《高僧传》记载,他们“尤善唱导,出语成章”,“声韵锤铃”,“唱说之功,独步当世。”《南齐书》卷四十载:南齐竟陵王子萧子良,他曾“招致名僧”,讲习佛法,造经呗新声。“梁武帝笃信佛教,他在载定雅乐时,亲自创佛乐有:《善哉》、《大乐》、《大欢》、《天道》、《仙道》、《神王》、《龙王》、《过恶》、《除爱水》、《断苦轮》等十首,名为“正乐”,工中土佛法之先河。
  隋朝时,佛曲已在社会盛行,并在宫延宴乐中被采用。如七部乐中的“西凉乐”有一舞曲《于阗曲》的天竺乐中《天曲》,就是佛曲。在唐时,佛教音乐更繁荣,并已中国化。当时的演奏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,有很大的潜力。它的影响不但波及到唐大曲、唐散乐、唐戏弄、唐杂曲等方面,而且深入民间,利用百姓所熟悉的音调来演唱佛曲和赞呗音乐、唱导音乐。佛教僧人为弘扬佛教,还依据佛经故事创作曲的歌辞。如昙鸾、善导、法照等人创作的《净土乐赞》、《离六根赞》、《相好赞》等。宋以后,佛教音乐逐渐转到民间艺人手里,且有自己的“瓦子”、“瓦肆”等活动场所,但全国各地的大寺院仍有大型音乐活动,直到现在,民间的器乐曲形成过程中几乎都有佛典影响的痕迹。至于寺庙中的木鱼、磬、钟、鼓等法器演奏的,皆与僧众日常修持的礼乐相应,使人听之能陶治性情,修养身心,使人向善。可见,佛教音乐魅力之大。
  由上可见,佛教与中国古代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中国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结合而创新的产物,显示了佛教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的变革过程,不但凝结着广大人民高度的智慧、虔诚的信仰和精湛的技巧,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,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材料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我们应当很好的珍视保护并发扬光大,使之永久流传。

  编辑:nhxf 上传时间:2010-9-25 23:28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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